Euthanasia
歷史紀錄 參考:孫效智,安樂死的倫理反省

→邱仁宗:「生物醫學技術的進步救活了許多本來要死亡的病人,同時也延長了許多臨終病人的生命。這種延長是『延長生命』,還是『延長死亡』?如果是『延長死亡』,這種延長是否應該?如果不應該 … ,那又應該怎麼辦」?(★★奇妙的逆向思考:延長死亡更不人道)

→Plato:「身體不好者應任其死去,靈魂不好者則應將之殺死」。

→More: (曾描述一個重病者的期望:在司鐸與醫生的陪伴下,寧靜地走向死亡。在這描述中首次提及放棄進食以及服用安眠藥的可能性。)

→希特勒藉他們的主張,於1939 年將成千上萬的畸形兒童及成年精神病患加以屠殺,稱之為「安樂死計畫」

→「人是否有選擇死亡的權利」(the Right to Die)

→1994年荷蘭修法通過,只要醫生遵循國會所訂定的「施行準則」進行安樂死,雖然仍構成違法的「受囑託殺人」,卻可以不被起訴,換言之,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安樂死雖然仍屬違法,但不受到法律的制裁。(Straflos lassen)

→1995年澳洲通過的《末期病患權利法》(Rights of the Terminally Ill Act)是全世界第一宗名符其實的「安樂死合法化」案件。

「放棄侵入性治療措施」可以說是爭議最小的。協助自殺與安樂死之間,後者的爭議性太大,在美國還沒有太大的討論空間。

 

概念釐清 →定義如下:「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『作為』或『不作為』,意圖導致死亡,或作為(不作為)本身即導致死亡」

→「自願安樂死」(voluntary euthanasia)與「非自願安樂死」(non- or involuntary euthanasia)。

→「積極安樂死」(active euthanasia)「消極安樂死」(passive euthanasia)。

→直接安樂死」與「間接安樂死」(direct or indirect euthanasia)

 

非自願安樂死的倫理考量 →不論是延長瀕死期或縮短生命(= 導致死亡)的醫療措施,原則上都不應該違背受苦者的意願

→至於不顧一切代價去延長末期病人生命的作法,也引起不少爭議。人們覺得這樣作會妨礙有尊嚴的死亡(death with dignity)。田力克(H. Thielicke)稱之為「恐怖的仁慈」(Terror der Humanitat)。歐美各國的趨勢是制訂自然死法(Natural Death Act),並推動「生存意願預囑」成為正式的法律文書,以賦予病患在疾病末期拒絕無意義治療的權利。

→「非自願安樂死」(non- or involuntary euthanasia):基本上,病人若無判斷或意願能力,醫生的醫療措施只能依循「非委託之醫事規則」而行,也就是依循兩項判準:一是病人可能的推定意願,二是客觀的診斷(diagnosis)與預後(prognosis)。

→在推定病人可能的意願時,醫生首先必須注意,不要將自己的意願投射,當成是病人的意願。這一點非常重要。在一個愈來愈看重「生活品質」(quality of life)甚於「生命尊嚴」(dignity of life)的時代趨勢中,有不少醫生常常不考慮病人或家屬有什麼意願,就拒絕施予治療,只因為他覺得病人的生活品質太差

→1995年愛爾蘭最高法院決定,拔掉一名超過二十年處於「永久植物人狀態」(PVS)的女病人一切維生的設備。

→「基本照顧」(basic care)的問題:「特殊醫療照顧」(extraordinary treatment)

→人生許多困難的處境不一定有簡單的道德答案,然而這些處境若與法律相關,則還是必須清楚地加以論斷。事實上,除了上述蘇格蘭等實例外,早在數十年前,一些困難的倫理個案就已經開始影響司法上的相關判決。1962 年比利時夫婦凡得仆(van de Putt)以安眠藥將他們的畸形兒致死,法庭在輿論的壓力下,無罪開釋了他們。判決書接受了他們同情受苦小孩的動機。此外,家庭承擔畸形兒的能力也被納入考慮52。另一個個案是美國蘭希(Nancy Cruzen)小姐的情形。她在 1983 年經歷一次意外之後,陷入永久昏迷的植物人狀態,時年二十五歲。這個個案的爭論點一如蘇格蘭者:是否可以停止給她人工餵食及餵水?最高法院後來裁決:除非有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蘭希願意求死,否則不能停止餵食、餵水。後來有人提出了這樣的證明,而蘭希也就在成為植物人八年之後,停止餵食而死53。這是一個消極安樂死合法的案例。

 

自願安樂死的倫理考量 →必須先探討什麼是當事人的意願。根據心理學家的觀察,即使是處在極大痛苦中的末期病患,真正想要尋求死亡的人屬於極少數。病人表達「不想活」的意念時,常常只是傳達了絕望或渴求解脫的盼望,這種絕望的心情不能太快被詮釋為「希望立刻被『殺』死」的意思。

→安寧照顧(Hospice)的經驗指出,對處於「最後成長階段」的病人而言,「如何關懷、支持他們」比「許不許可安樂死」的問題要來的更為重要。安樂死問題涉及的只是臨終關懷的底限,而非它的全部內涵。基本上,醫生與家人都應該積極地照顧末期病患,而不應該在心理上逃避他們。愈經驗到關愛與照顧的病人,對於痛苦的忍受以及面對生命挑戰的能力也就愈強。而在病痛方面,接受「緩和醫療」(palliative treatment)而減緩大部份疼痛的病人 — 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如此 —,也幾乎都不再有求死的意願。許多健康的人昧於這個事實,就貿然支持「自願安樂死」。這充分顯示,在面對生命課題時,抽象思維多麼容易忽略問題的複雜度,而落入化約主義的危險。

→以澳洲為例。所謂的末期病患權利法承認的「合法意願」是有著非常嚴格的限制的,它至少需符合以下的條件59:

1) 當事人必須是成人,年滿十八歲 — 這個規定排除了未成年者自願安樂死的合法性。

2) 當事人必須處於疾病末期。非末期病患的意願不具適法性。

3) 當事人的意願必須在疾病末期當時為之。換言之,事先表達在生存意願預囑的安樂死意願沒有法律效力。

4) 當事人的巨大痛苦必須是緩和醫療都無法除去者。以現況來說,只有5%的病人無法有效地給予疼痛控制的治療。這個規定排除了病人以自願安樂死作為緩和醫療之外的另一項「自意」選擇的可能性。

5) 當事人必須一再地表達求死意願,並經過精神科醫師及心理醫師的書面認證。

 

安樂死合法化 →美國擔心安樂死合法後的濫用。首先,他們的社會比較是資本主義的架構。醫療保險並非普及全民。許多人負擔不起醫療費用。如果安樂死或自殺合法了,「死亡」恐怕是許多人唯一負擔的起的醫療選擇。其次,美國的醫病關係比較是組織機構化的。大部份的美國人都屬於特定的健康醫護組織(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),因此無從知道自己的醫生是誰。醫師也不認識自己的病人。再加上美國現在經濟不景氣,醫療資源緊縮。學者擔心醫療單位會只從「成本」的角度去看待病人,而忽略了他們「不具經濟意義」的生命價值。因為,「一個死的病人比活的在花費上要少許多」。

→我國的情形如何呢?醫護人員的EQ與醫德低落、社會只向錢看而賤視人命、虐待老人及兒童的大量存在、長期療養及安寧照顧的缺乏等等,在在要求我們更為審慎地面對安樂死的立法問題。

 

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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